“大红袍”身世大揭密

　“大红袍”自古是万茶之尊，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。但因为历史久远，战乱频仍，文献流失，“大红袍”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，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,成了一个千古之谜，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。
　　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，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，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，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，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，终于得以基本还原出“大红袍”的本来面目，以飧世人。
　　四种大红袍传说谁对谁错——“状元报恩说”最合情理
   
　　在对于“大红袍”传说的众说纷纭中，几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归纳起来无非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皇后治病说”、“县丞祭茶说”、“猴子采摘说”、“县长命名说”等几个脚本。
　　脚本一：“皇后治病说”
　　“皇后治病说”纯属无稽之谈。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，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，从皇后“突然得病”，到找到“大红袍”治好病，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。
　　脚本二：“县丞祭茶说”
　　“县丞祭茶说”也十分牵强。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，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。
　　脚本三：“猴子采茶说”
　　“大红袍”虽然生长在岩壁上，但不至于高不可攀，早在3000多年前，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，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。无疑，“猴子采茶说”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。
　　脚本四：“状元报恩说”
　　这是几个脚本中最令人信服的，说的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，中暑昏厥路边，被天心寺僧人所救，以茶入药为其治疗。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，回天心寺报恩，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，而是茶叶，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，以表谢恩。“大红袍”故事从此不胫而走。靖难之变后，朱棣为追杀建文帝，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，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，爱喝茶的胡潆听了“大红袍”的故事，便请旨敕封，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，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“大红袍”。
　　印证理由一：红袍含义
　　大红袍，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。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，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。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。在公服穿着上，明朝廷明确规定“一至四品着绯袍，五至七品青袍，八、九品绿袍。”其中“绯”就是指大红色。因此，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。
　　可见，“大红袍”是明代清官的指代。可以推测：“大红袍”茶出现于明代，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。
　　这一推测与“状元报恩说”比较接近。
　　印证理由二：存世时间
　　“县长命名说”中有“大红袍，民国三十二年，吴石仙题”的摩崖石刻，因此有人推测“大红袍”得名于1943年，但在成书于1921年的《蒋叔南游记》（蒋希召著）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，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“大红袍”茶了。
　　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（1839年）卷四里说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，即指建宁府（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）；
　　“旗”，指的是茶（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指代茶叶），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“大红袍”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。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“大红袍”文字记载的空白，把“大红袍”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
　　印证理由三：史料考究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“大红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，为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大红袍”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。1991年，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，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。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明成祖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，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。
　　上文也记载了胡潆“十七年（公元1419年）复出，巡江浙、湖、湘诸府”，在佛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（清释元贤著）中更有胡源洁的《夜宿天心》诗：
　　云浮山际掩禅院，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　　幽径不寒林影下，红袍味里夜可无？
　　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，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。可见在当时，尚在明初的时候，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“大红袍”之名。这些事实与“状元报恩说”几乎吻合。
　　印证理由四：圣旨敕封
　　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，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。圣旨碑，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，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，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。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？另一个是否是“状元报恩说”所指的朝廷对“大红袍”的敕封呢？
　　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，“状元报恩说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，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，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。“状元报恩说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，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书面性，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，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。因为故事情节、时间、人物、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，并无走样。综合“状元报恩说”和上述考证结果，“大红袍”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。
　　至此，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“大红袍”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。
　　大红袍母树的真假之争——现存“大红袍母树”不一定是真母树
　　随着“大红袍”知名度的不断提高，母树“大红袍”的真假之争也愈演愈烈。“大红袍”的指代，实际上经过了从某枞茶树（状元红袍所披盖的茶树）的名称——某品种茶树（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“大红袍”）的名称——某类别（武夷岩茶）茶叶的总称的转变。所以，在不同的时期、在不同的场合，“大红袍”所指代的含义也就不同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容易产生混淆，产生真假之争。
　　说法一：
　　根据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（陈舜年等著，吴觉农作序）一书《上篇·茶》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正副之分。“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，不肯以真品示人”之句可以这么解读：为了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，僧人故意在“副大红袍”茶树附近刻上“大红袍”三字，以转移游人的视线。因为“副大红袍”长在较高的地方，游人不易采摘。僧人这样刻意地“掉包”，实属无奈之举。但此举既可以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，无意中也大大提高了“副大红袍”茶树的名气，延续了“大红袍”的品种和品牌。
　　说法二：
　　关于“正大红袍”的说法和年近百岁、解放前就着手研究武夷岩茶的茶业泰斗张天福老人所说的如出一辙。他和笔者回忆说：原来的“大红袍”茶树在距离现在“大红袍”不远的地方，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，树枞有将近一米，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，终年不干，正好滴在茶树上，茶叶非常茂盛，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。
　　说法三：
　　民间有一种说法，说的是人们把“正大红袍”改称为“大红梅”，以混淆是非，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。据1951年担任“大红袍”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，已经80高龄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，确有其事。他说：1951年土改时“大红袍”仍为天心寺所有。但因为其历史悠久，名气太大，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，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，怕力度不够。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开了协调会，决定把“大红袍”茶山划归农场管理。在“大红袍”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“大红梅”，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。
　　说法四：
　　另外，《中国名茶志·福建卷》的武夷岩茶文章中记载：现今九龙窠之“大红袍”，据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调查认为系名丛“奇丹”之误。并得寺僧信任，看到了一株真本“大红袍”在九龙窠的岩脚下，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涓流下，树干满生苔藓，树及衰老。曾作记载：树高135厘米，主干八根……
　　以上不管哪种说法所提到的真“大红袍母树”，其实都不是现存的“大红袍母树”。但作为武夷茶四大名枞之一，“大红袍”实际上是茶叶品种的名称，也称为“奇丹”。《蒋叔南游记》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中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。”可见，“大红袍母树”并非只长在一处。当代茶人吴觉农、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岩、马头岩等地也有“大红袍”的品种茶。所以，现存的“母树大红袍”虽然不一定是最初传说中的“大红袍”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：现存的“大红袍”茶树是原生态的 “母树大红袍”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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